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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起，中国正式开始以试点的形式部署海绵城市建设。截至2017年底，中国已经分两批将30座城市列为国家级海绵试点城市，包括4个直辖市、23个地级市、2个国家级新区及1个县级市。
不过，海绵城市建设资金需求量非常大，但目前的融资模式却十分单一。据了解，目前试点海绵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专项补贴、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，但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补贴与地方财政，社会资本动力不足。
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，项目流程长、参与机构繁杂、资金需求量大，其商业模式的持续性能否保持却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。如何发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优势？如何创新融资渠道？这是当前的海绵城市发展中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投资主要靠财政
在城镇化进程中，城市的水生态环境正暴露出日益严重的挑战：水污染、水资源短缺，以及城市的内涝灾害。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，由洪涝灾害造成的经济、社会损失逐年增加，2016年洪涝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640亿人民币，相当于全国GDP的0.5%。
传统的城市建设方案已经很难满足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，为了系统解决这些问题，海绵城市的理念应运而生。2017年，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城市建设司下专门成立海绵城市办公室，进行海绵城市的指导建设工作。
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域集中连片，广泛分布在我国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上的 II 区、III 区和 IV 区，多年平均降雨量不低于 400mm。
这些试点项目的总投资金额在27亿至210亿不等，根据规划数据，建设投资为1～11亿元/平方公里，平均投资为3.2亿元/平方公里。这是一笔十分庞大的支出，据悉，试点海绵城市建设总规划投资占 GDP 比重平均为 8. 4% 。
由于建设项目多、投资分散、周期长，且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多属于公益性项目，如旧城小区的改造等，回报收益率难以保证，导致大部分社会资本望而却步，现在海绵城市试点项目仍以财政补贴为主。
由GWI国际水务智库与格兰富联合发布的一份海绵城市白皮书显示，国家级试点城市在财政政策上享有一定三年的专项资金补助，直辖市每年6亿元，省会城市每年5亿元，其他城市每年4亿元，同时对于采用PPP模式达到一定比例的城市，将按上述补助基础再奖励10%。
除了国家级海绵城市试点项目以外，各省也逐渐设立了省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。例如，2016年，河南省财政拟每年安排2亿元支持8个试点城市的海绵城市建设，滚动支持三年。
在财政支持以外，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创新投融资模式。目前，国内运用PPP融资模式较为典型的是福州的案例。
在系统整治中心城区的43条黑臭水体过程中，福州按照不同的水系打包了7个互相独立的PPP项目，投资额在11亿至24亿之间，分别签约给国内几家领先的水务公司，包括：北控水务、首创股份、中国水环境集团、清控人居、碧水源和桑德国际等。
这些项目都由水务公司领头，和市政院以及建筑公司一起组成联合体，对项目进行调研、设计、投融资和运营，运营期限为15年，工程内容包括：水系整治、洁污收集（含配套管网）、生态修复过程等部分。
在这一PPP项目模式中，最后落实的还款方式是“根据绩效进行付费”。白皮书指出，这样不仅借助了社会资本的力量，同时引入了更多的专业技术和运营管理经验，对于未来海绵城市的投融资方式具有很大借鉴价值。
不过，需要指出的是，在试点城市中，能够顺利实施PPP模式的并不多。目前，只有在将经营类项目包含在内时，如新建和改造污水处理厂，PPP模式才有一定的吸引力。
白皮书指出，虽然PPP模式在中国大力实施，但是由于很多项目包含无收益性质的环境类服务项目，如河流整治、景观美化等，导致这些项目除了政府提供的补贴政策支持之外，没有明确的回报机制。
他山之石可否攻玉？
白皮书指出，除PPP模式之外，未来也可借鉴国外的创新融资手段，例如华盛顿特区发行的“环境影响力债券”。
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，供水和污水管理局（DC Water）在2016年末发行了美国首支“环境影响力债券”（Environmental Impact Bonds），在这一模式下，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的成本将由DC Water进行支付，而运营管理的绩效风险将由DC Water和投资者共同承担。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，参与发行这项债券的私营投资机构包括高盛、卡尔福特基金会，他们再将这些环境影响力债券出售给感兴趣的投资机构。
具体的投资回报方面，对于绩效高于预期的项目，DC Water支付给投资机构2500万美元的服务费，以及330万美元的绩效费；对于符合预期的项目，DC Water仅支付给投资机构2500万美元服务费；对于绩效低于预期的项目，DC Water仅支付给投资机构2170万美元服务费，同时投资机构需要支付330万美元的风险平摊款项。
此外，华盛顿特区还开创了雨洪信用额度交易市场，与碳排放交易市场类似，允许开发商通过购买全市范围内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将实地滞留超出指标的雨水量转化为雨洪滞留信用额度，从而在雨洪市场上交易并获得收入。
而在日本名古屋，政府建立了绿化设施评价认定制度，根据绿化水平对设施进行认证，达到良好的评级后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银行贷款优惠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海绵城市建设除了政府补助之外，缺乏相应的资金来源，国外在这一方面则探索类不少创新模式，例如哥本哈根实行的“水资源税”，以及柏林征收的“雨水费”，均通过获得更多的公共收入为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。
哥本哈根雨洪管理的金融模式创新是一大特色，设施的投资主要分为两部分，其中，地面上的部分由市政府拨款建设，地下的部分则由哥本哈根大区公用服务事业局（HOFOR）负责投资运营，通过向市民收取水资源税实现收入来源。
同时，HOFOR还会在私人拥有的土地上共同投资建造有利于雨洪管理的项目，通过在城市的每个区域举行公开会议，增加公众对项目的参与。
柏林则是在德国最早实行“雨水费”制度的城市之一，于2000年开始采用这一方案，凡是不收集雨水，直接将雨水排到下水道的，需按建筑不渗水面积交一定税费，以此激励建筑雨水收集系统和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。
此外，企业在参与海绵城市建设时，也会因时因势地改进产品，有时这些新产品也会降低整体建设成本。例如，格兰富大中华区水务部门总经理Jimmie Rasmussen介绍，日前格兰富向福州市交付了一套综合整治项目，首次开创性地将融合了数字化智能理念的一体化泵闸系统，应用于水污染的治理，客观上降低了一次性投资成本。
“在海绵城市的建设过程中，参与各方不一定是零和博弈的关系，作为企业，可以通过创新业务模式，并发挥在技术、产品上的优势，协助相关组织和机构在有限的资金投入下获得更高效、更系统化的解决方案。”Jimmie Rasmussen说。
格兰富大中华区总裁杨迎芳强调说：“中国‘海绵城市’建设正在更多地应用智能技术，并逐步向数字化建设转型。格兰富愿意与相关组织和机构通力合作，共享知识，推动创新，将中国‘海绵城市’的建设推动到新的发展高度。”